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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,裸辞的代价——失业60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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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8-10-26 16:47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裸辞
今年8月24号,我从酒仙桥的一家公关公司裸辞,辞职原因无非两种,一,干得不开心;二,工资没给到位。
不开心有两种,一种是,因为不喜欢而在工作中表现无能;另一种是,因为无能而表现出不喜欢。
之所以敢于裸辞,那便是仗着自己本身就是个一无所有的90后。哪怕已是大龄90后,在青春接近黄昏之际,不料滋生出冲破工作禁锢的冲动,试图在青春的尾巴上,绽放出最后一道自由的光辉。
穷一时不要紧,“酷”一时才重要。
上一次这么“穷酷”,是在今年3月份,同样是裸辞,当时找了足足一个月才进入这家比较满意的公司。仅仅5个月后,相同的经历再次上演。
既然敢“酷”,就得为这样的行为付出代价,我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心里准备,无非是再找一个月的工作。可是事实证明,我太乐观了,一方面是自身原因,另一方面是对当前的经济环境认识不足。
离职后,我开始在智联和boss直聘两个平台上投简历,平均每天每个平台投二十份。
坚持了一周,除了链家的人打电话问我考不考虑做销售,以及昌平和顺义两家新媒体公司邀请我去面试外,其他公司没有给予任何形式的回复,显示“您的简历被××公司查看过”不足十家。
不幸的是,这并没有引起我足够的重视,反而驱使我去经历了另一番生活。失业60多天后的今天回想起来,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得与失,还是对与错,都不值得再做一番讨论。
较之漫漫人生而言,裸辞不是罪,我并非真的认为这一行为很酷,真正的问题似乎也不在这里。
回家
由于暂时找不到新工作,焦虑了之余,萌生出回家玩几天的冲动。周六买了回家的票,第二天收拾行李前往北京西站。坐了七个多小时的火车,晚上十一点多到达家乡阜阳,又打了辆黑车,回到颍上县城。
一个关系要好的同学大龙知道我要回来,早在电话里说:“回来吧,老规矩,我收留你。”我说:“好,你不收留我,我也无处可去啊。”这几年每次回家都住他家里。
今年年初,他和他老婆、女儿才搬进县城的新家,我看过装修后的照片,北欧极简风格,相当精美。
他老婆比他大四岁,为人大方善良,持家有道,教女有方。他们的女儿已经六岁,每天严格遵循妈妈制定的一系列规则,但丝毫不影响她的伶牙俐齿。
我算是她家的常客了,小女孩每次见到我,总是会说同样的话:“叔叔,你别走了,以后就在我们家住吧。”
对我来说,住同学家是一种无奈的选择,我爸妈早已不在家乡,所谓的“家”也已经没了。
从90年代开始,为了抚养我们姐弟三人,爸妈就常年在上海打工,已经近十年没有回家乡过年。他们在上海打拼的这么多年来,中间经历了无数坎坷,命运像黄浦江里的浪潮一样,起起落落。
年轻时,他们尚能用卑微的青春,对抗着大上海的弱肉强食,每一次倒下,都能义无反顾地爬起来。
可是岁月无情,随着他们年龄越来越大,身体一日不如一日,最终理想未能抵过现实,再也没有倒下的勇气。黄浦江一向大浪淘沙,事实证明,平凡的他们,如何倔强都无法成为上海滩的弄潮儿。
八年前,我爸带着我妈从市区撤离,选择沉寂在松江郊区的一个小镇里。过着数年如一日的生活,艰辛上班,省吃俭用,两个姐姐相继出嫁后,他们似乎把“再次爬起来”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我身上。
四十岁之前,我爸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:“混不出个样,永远不回家。”三年前,村里那座早就不能住的老房子突然倒塌,村长拍照片发给我爸,我爸把照片发到朋友圈,并配上文字:“家,想回也回不去了。”
那一刻我终于明白,他嘴上说不想回家,心里比谁都想。若我有落叶归根之心,何况他呢。
2016年,大龙跟我说,县城即将新开一个楼盘,离他刚买的房子不远,规划的不错,位置靠近正在修建的高铁站。我把消息告诉了我爸,他答:“你将来还打算回家住吗?”
我说,村里的房子已经倒了,北京上海的房子暂时肯定买不起,总得先有个家吧。他仍然倔强地否定了我,原因一,他说没钱;二,他认为房价以后会大幅下跌。
在我看来,这两个原因是都是表面上的,最深层的原因无非是,他不愿承认自己大学毕业的儿子没能力在大城市买房。可现实就是现实,总有一方需要认清现实,然后向其妥协。
第二天,他把这些年仅存的十万块钱转给我,另外借了几万。电话里,他一改此前倔强的口吻,语重心长地说:“剩下的就交给你了,以后这个家也由你来当吧。”
小区开盘之际,我从北京到阜阳来回奔波了三趟,终于办完各种手续,成功地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。
彼时我刚在北京工作一年,首付的钱未出分文,至今想来心犹惭愧。
按照购房合同,今年九月底到达交房期限,好在两年后房价涨了近三千,当然,因为是刚需,也没打算卖。
这次回来本无目的,顺便询问一下开发商是否能够如期交房,然后筹备爸妈一直催办的装修事宜。
老友
将近晚上十二点,汽车到达大龙小区门口,我打电话给他,他光着膀子下楼接我。把行李放他屋里之后,我俩准备去吃夜宵,卧室里传出轻微的呼噜声。
我和大龙是初中同学,高中一个学校,十多年的朋友了。高三那年他没参加高考,在家帮他爸做起了收棉花的生意。第一年还好,收了几百吨的棉花卖往山东,赚了一些钱,接着一年不如一年。
后来在县城开了个童装店,不到半年关门大吉,又在镇里开了个快递站点,收入微薄。
最后和另一位同学一起加入一个初创的物流公司,他们负责县城区域货物的配送,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多,可惜生意一直没有起色。
现在他在县城给一个快递站点送快递,工资能达到五千多,除去每月必还的两千多房贷,剩余的钱要在小县城养活一家三口,生活无疑捉襟见肘。
他问我这次回来是否考虑在家乡发展,我没直接回他,他说了他弟弟的情况。他弟弟前两年大学毕业后,一直在县城的某房地产公司做行政,管吃管住,基本工资加上业绩提成,好的时候能拿七八千甚至过万。
他认为,虽然现在县城的房地产市场不如前两年火热,但需求量依然很大。阜阳是个农民工大市,当地人外出打工只要赚到钱,第一考虑的就是回家买房。买房一方面是改善居住条件,另一方面是为孩子结婚考虑,尤其是在县城买房,能大大提高结婚的成功率。
他弟弟比我晚毕业三年,还没毕业他爸给就为他在县城买了一套房,半年后,与谈了多年的女友订婚,目前只待择日完婚。
家乡像我这样二十七八的大龄90后未婚者很少,已经买房的且不说,未买房的连开发商都已经将他们抛弃。开发商目前主要针对的是乡镇里的95后群体,这部分群体当中存在的婚姻市场有多大,房地产市场就有多大。
说白了,只要婚姻市场的春天不走,县城的房地产市场就不会“凛冬将至”,未来几年依然被看好。更何况,这应该是他们最后一个春天了,所有开发商都在拼命抓住机会。
毕竟00后年龄尚小,又多为独生子女,这波韭菜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太多,并不好割。
我跟他说,在家发展可能是个好机会,但我还没做好充分的准备。三五瓶啤酒下肚,桌上杯盘狼藉,付完账,两人晃晃悠悠沿着记忆中当年上学时走过的小道回去。
一路扯淡,这个小城有太多我们学生时代的美好记忆,但对于一个二十七八岁仍无所成就的人来说,怀念青春只会让人羞愧难当。
这并不包含他,他是个对生活永远积极乐观的人,没有那么多的欲望,甘愿平平凡凡地生活在小县城里。如今他家庭美满,婚姻幸福,已然在自己当初选择的生活上获得成功。
羞愧难当、无地自容的只有我,如果失败看起来很“酷”,那我真的已经一酷到底。
姐弟
此次回家,我没和家里人说,突然离职就更不好开口了。在家的第二天,大姐在五个人的家庭群里说,她想回老家给姥姥、姥爷以及奶奶上坟。
大姐只比我大两岁,初中没读完就退了学,之后去上海打工,认识了家在六安的姐夫,十七岁就嫁了过去。
现在有两个孩子,女儿已经上四年级,儿子也即将上一年级。六安离阜阳不远,但因爸妈常年不在家,她基本也没回来过,除非逢上老家的亲戚朋友结婚方可回来一趟。
我上次见她是在上海爸妈那里,那已经是2013年的事了。
听说她要回来,我微信私聊她,告诉她我在家,回来的话我俩可以一起去上坟,并嘱托她暂时别告诉爸妈我离职回家的事。她答应了,说明天就坐汽车过来,条件是,办完事之后跟她一起去六安待两天。
第二天,我租了一辆手动挡老款丰田车,一路晃晃悠悠开到车站,停在马路边上。等了十分钟不见人来,焦急之下,我钻出车门,点燃一根黄山烟,眼睛望着出站口,确信哪怕五年没见,我也能一眼认出她那熟悉的身影。
很快,我看到了她,向她挥了挥手,她一路小跑过来,个子与印象中相比矮了许多。今年29岁的她,哪怕浓妆艳抹,依然遮不住脸上的沧桑,眼角的鱼尾纹尤其明显。
中午在县城草草吃了顿饭,便一路颠簸地赶往村里。
路上我问她这几年过得怎么样,她说当初不听爸爸的劝阻,十七岁就结了婚,后悔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了,如今和姐夫的夫妻关系已经到达有名无实的地步,仍然一起生活只是为了两个孩子。
我表示理解,正如理解当前很多年轻人的婚姻状态一样,恐婚者所恐惧的大概就是这类问题。
姥姥家与我家只相隔三四里地,我们首先途经她家。汽车驶入乡村小道,人迹罕见,周边的房子已经破败不堪,楼房多集中在大路两边。乡村的没落我们早有见识,来不及伤春悲秋,汽车一路抵达姥姥和姥爷的坟地。
既祖,取道,继续前往那个我们从小长到大的村庄。奶奶的坟在村外的地里,上完坟后,我们打算进村里看看,毕竟这里是我们生活过十多年的地方。
路上遇到村里的老人,我们主动跟他们打招呼,并说出自己的姓名,对方听了无不张大嘴巴。在他们的印象中,我们应该一直是十来岁,可是岁月无情,谁也不可能呆在原地。
吴大爷握着我的手,说道:“听说你在北京工作,现在坐办公室上班吧,一个月能拿多少钱?”
我:“嗯,坐办公室,一个月七八千吧。”
吴大爷:“七八千啊,不得了不得了,你可是我们村为数不多的一个大学生,好好干,在北京买房了吧?”
我:“没有没有,买不起。”
吴大爷:“哪能买不起,别着急,再干个三五年,一定能买得起。要好好干,我们是看你从小长大的,那时候就知道你是个好苗子,村里谁也比不过你.......”
我们走到自家已经倒塌的老宅子旁,曾经那么大一座房子,如今摊在地上成了一小片砖土堆。门口的水沟变得又窄又短,散发着恶臭味,岸上的树木无不倾倒歪斜。时值夏天,屋子四周杂草丛生,院里的石榴树和樱桃树枝叶却已枯败。
大姐在群里不断地向爸妈发送现场视频,感叹着曾经繁荣的景象如今竟如此破败不堪。
爸妈今天去医院查病,没来得及在群里说话。爸爸由于常年开车,腰间盘病又犯了,今天请假去的医院。没过多久,妈妈在群里发来一段语音:“你爸刚查完,要动手术,已经在办住院手续了。”
晚上我和大姐到了六安,两人躺在沙发上玩手机,我说,我们明天去上海吧,她说,首先你得告诉他们你现在在老家。我犹豫良久,最后还是在群里说出我离职回家的事,并强调明天就去上海。
群里没人回话,五分钟后,妈妈在群里小声说:“你爸说,要知道你辞职了,他就不做手术了。”
那一夜我基本没睡,第二天一早和大姐赶往火车站。
上海
如果说,北京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城市,上海则应该抹去前者。我6岁第一次去上海,此后的每个寒暑假基本都会去,可以说,一直以来,我从未对这个城市有过任何热爱。
后来我逐渐明白,这个城市留有我父辈失败的足印,这个足印深深刻进了我整个童年和青春的记忆当中,让我在潜意识里对其产生莫名的排斥。
每当我站在外滩上,望着对面林立的高楼,感受到的不是这个城市的繁荣、自由、朝气蓬勃,而是看到一幕幕爸妈辛酸、落魄、狼狈的模样。
尽管如此,念到如今爸爸卧床不起,暂时失去工作能力,妈妈也已经几个月没有上班。作为儿子,在来时的路上我已经做好留在上海的准备,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他们,是我最后的选择。
二十年前,爸爸正值我这个年龄段的时候,虽然在上海干着相对苦力的工作,但一时间事业风生水起。
1998年,当时的上海百废待兴,各区都在大兴土木,他恰好赶上了那个风口,靠开拖拉机拉货,有时一天能挣一千多。
赚到钱后,他自然没有买房的远见,而是买了一辆卡车作为以后的营生,接着往家里寄了一台彩色电视机和VCD,打破了当时整个村零彩色电视机的记录。
可是好景不长,也是在那一年,他突犯腰间盘病,从上海回阜阳动完手术,从此人生陷入低谷。
二十年后,年龄还未到50岁的他,在郊区生活多年,早已不做高强度的工作,却因为常年开车,日积月累,最终被腰上的病再次捉弄。
也许命运想要告诉他,是时候放手了,未完成的事情交给下一代人完成吧。只不过,在这次上海之行中,他在我身上更加看不到丝毫希望。
我和大姐下午达到上海,赶往松江第一人民医院时已经接近傍晚,当时手术已经结束,爸爸躺在床上处于半昏迷状态。
妈妈说,本来两个小时的手术,四个小时才做完,原定是微创手术,出来后发现腰上贴着一块长纱布,里面缝了十多针。
这个事我妈说不明白,哪怕一向精明的爸爸,清醒后也解释不清。后来我问医生,医生说,腰椎变形比较严重,微创解决不了问题,只能动刀。
第二天二姐和姐夫从杭州赶过来。他们这几年一直在杭州打工,两个都是过日子的人,夫妻关系经营的一向很好,日子过得也不错。有辆十多万的车,在老家县城有两套房子,而且没有背负房贷。
唯独让他们一直操心的儿子,因为天生一只耳朵没有长全,今年也在上海动过了整形手术,目前只待完全康复。
五年没有齐聚的姐弟三人,见了面总有一些话题要聊。可惜美好的光景甚是短暂,岁月无情指的是时间催人老,空间距离何尝不是如此,阻碍至亲至爱之人无法自由团聚。
当天下午,二姐夫妻两人就开车回了杭州。晚上我和大姐回爸妈住的郊区待了一宿,第二天我们开着爸爸那辆二手破旧的奇瑞车去了医院,以备他出院时用。大姐也在这天下午回了六安。
父子

在接下来爸爸继续住院的四天里,只有我和妈妈两人在他身边,依然是妈妈主要负责照顾他的工作。第三天可以下床的时候,需要我把他抱起来,然后我和妈妈一人搀扶一边,三人并排,在医院长长的走廊里缓慢地往前走。
成年以来,我从未如此近距离接近过爸爸,当我俯身从床上抱起他的那一刹那,感觉到多年来他厚重的身体里堆积了太多太多的东西。
金钱、梦想、荣辱、不甘、愤怒、孤傲,这些像钉子一样扎手的东西,被他钉进肉体,镶进灵魂,甚至不再向我表露。那种他曾渴望不及的美好人生,如今在我身上也看不到实现的可能,便妥协到要求我做一个普通人,至少不要如他一般落魄。
可是,我早已经偏离了他给我设定的人生轨道,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不再受他控制。善用纸老虎般的所谓学识,伪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,从而达到蔑视父权的目的。
他把一切看在眼里,却未能抓住我的把柄,我知道,这些问题终将会在某一时刻爆发。更加知道的是,以他的性格,绝不会直接拿离职的事问罪于我。
他出院那天,上海的天空下起了小雨,我下楼办完出院手续之后,和妈妈一起扶着他下楼,三人冒着小雨走向停车场。
我用钥匙打开驾驶座旁的车门,然后拧动钥匙启动汽车,却没有任何反应。他站在后面,一手扶着车尾,一手拉了几下后门,也没能拉开。加上车在这里停了好几天的原因,他立即做出推断,电瓶没电了。
我钻出车门,他看着我,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脾气,此前对我积累的所有怨气,似乎都将在此刻倾泻而出。
他:“让你办个事,什么时候办成过?停车的时候不知道检查车灯有没有关吗?”
我:“我记得我一直没开过车灯。”
他:“没开车灯电瓶怎么会没电?你大学不是学的机电吗?知识都学哪里去了?”
我不甘示弱:“谁知道你这辆几千块钱买的破奇瑞,开了六七年会出现什么怪异的问题。”
他:“那就等着你什么时候能买几十万的车了。”
我:“我买不起。“
他:“县城的房子推迟到明年一月交房,装修的钱你攒够了吗?”
我:“我没钱,毕业几年一分钱没剩,我就是个废物,从小到大一直是个废物,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”
我情绪有些激动,眼泪差点流了出来。
他不再和我争吵,双手扶着汽车,弓着腰,一路横着走到我旁边,强行弯腰拔下车里的钥匙,放下手刹,之后原路返回去。
他用钥匙打开汽车后备箱,拿出一根两头分别带有两个夹子的导线后,只听后备箱砰地一声。紧接着,他再次走到车头处,让妈妈把车往后推,我在旁边帮忙,他站在车外,单手操纵方向盘,直到三人齐力把车挪到路边。
此时此刻,我还没搞懂他要做什么,一辆皖牌汽车刚好经过,他向人挥手,车主停了下来。
他说:“老乡你好,耽误你几分钟时间,我的车没电了,能不能麻烦你打开一下你车的引擎盖,给我车里的电瓶充个电啊?”
车主是个年轻男子,没多说什么,下了车,打开引擎盖,然后按照我爸的要求坐进车里,等待踩动油门。
之后他开始吩咐我做一系列事情,打开自家车的引擎盖,把导线两头的夹子分别夹在两辆车的电瓶上,再坐进车里,听他号令发动引擎。
当时我完全处于手忙脚乱的状态,不仅不知道夹子该夹在什么地方,甚至连打开引擎盖都费了好一会功夫。他的怨气未消,嘴里时不时地责骂两句。
最终一切准备就绪,他站在两车中间犹如一位指挥官,等到那位车主把油门轰到最大时,他示意我立即打火。神奇的是,汽车竟然一下就打着了,我像个傻子一样坐在车里呆呆地望着他。
回去的路上争吵也没间断,我说要留在上海工作,被他一口否决。
“虽然这几个月我不能上班,但会有基本工资,足够养活我和你妈。你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,你没有退路,上海不是你的退路,阜阳更不是。”
我没再回话,那一刻我无法确定自己想要留在上海的原因到底是什么,是真心想要照顾他们?还是在历经了工作上的挫败后,试图从家庭中获取继续前进的动力?即使是后者,一切也已经因为和他的这番争吵而变得不再可能。
第二天,妈妈骑着电瓶车把我送到公交车站。汽车缓缓开动,经过来时路过的一座小桥时,我看到她站在桥上抹了一把眼泪。
求职
从8月24号到这个月的24号,两个月的时间里,去掉在老家和在上海待的那几天,再去掉国庆假期,找工作时间已有一个半月。
在这一个半月里,简历投向包括新媒体、影视编剧、记者三个行业,邀请我去面试的公司不到三十家,真正去面试的不到十家,说得上名字有两家。一个是“新京报”,一个是“有书”,后者还是一个朋友直接把我推给他们人事的。
在新京报面试已经是一个多月前的事了,当时人事给我打电话,表示对我的工作经历很感兴趣,并非常诚恳地邀请我去面试,让我满怀希望。那天给我面试的是一位主编,人事坐在他旁边。
主编问我:“你没有记者经验,为什么要选择选择新京报?”
我:“我从去年开始就想转行做记者,今年三月份离职时,也向贵报投了简历,只是后来没了音讯。我觉得自己算是个理想主义者,有一定的社会使命感,成为一名记者是实现自我价值最有效的途径。一直以来,在众多新闻报刊当中,对贵报的印象最为深刻,也非常认可贵报的价值观。”
主编:“你觉得你的性格怎么样?”
我:“多数情况,我觉得自己的性格应该偏内向,但是......”
主编:“内向,想做记者,内向可不行啊。”
面试结果是,等候通知。三天过后,我给人事打电话,没人接,发邮件也没回。再加上后来的几次面试经历,我终于明白,面试当中所有的“等候通知”,都是没被录取的意思。
眼看我一直找不到工作,身边的朋友都为我感到着急。合租室友里,做银行系统的小可说,今年经济不景气,他们公司前不久裁了一层楼的员工,多为人事和行政,然后降薪重招。
做游戏销售的大平说,往年的金九银十业绩都是最好的,今年变得极其惨淡,公司技术人员陆续离职,现在只剩下两个。
半个月前面试的一家新媒体公司,因为工资问题,最终没能谈成。面试官说,当下由于个税改革,社保也不再按照最低标准交了,企业面临的压力很大,给员工的开出的工资自然也高不了。
昨天看到一个数据,2018年第三季度,IT/互联网行业的招聘职位数同比减少51%。美图、拉勾网、锤子手机分分陷入裁员风波,阿里、京东也相继传出“缩招”的消息。“互联网就业寒冬”已来临的说法被很多媒体和企业认可,北京的这个冬天注定很冷。
当我一时间把找不到工作的原因归结为当前的经济环境时,一位面试官用她自身的成功,好好地给我上了一课。
“说实话,我今年和你一样大,27岁,不过我现在是公司的项目总监,还在给你面试。其实没别的意思,买卖不成仁义在,就是建议你应该反思一下自身,你已经27岁了。”
那是一家教育培训机构,位置同样在酒仙桥。那天面试完,在回去的地铁里,我一路魂不守舍,脑子里不断地回响着她的那句话:“你已经27岁了,你已经27岁了,你已经27岁了......”
最后不知道如何走到家的。
命运
接下来的几天,仍然不断的投简历,回应者寥寥无几。有的公司讨要完简历后,便没了下文。
失业后的第五十天,我已经陷入了严重的焦虑当中,情绪随时都有可能崩溃,每晚必做噩梦,惊醒之后又全然忘却,脑海里时而闪现爸妈出现的画面。
白天除了投简历,剩余的时间什么都做不了,连看部电影的心思都全然没有,精力无法集中在任何事上。
近一周来,情绪有所缓和,便通宵达旦记以此文。想来,算上三月份那次离职,今年已有3个月没有工作了。生活在北京,90多天不工作,也就意味着90多天没有经济来源,多数人应该知道这种情况该依靠什么维持生计,欠债在所难免。
眼下房租到期,需重新租房,按照押一付三的再加一个月的中介费来算,等于要一次性交五个月的房租,即使住在五环外也得8000到10000。可谓雪上加霜,生之维艰。
从上海回北京后,爸爸从没给我发过微信,只有妈妈平时会问候两句。昨晚爸爸突然问我工作找的怎么样了,我说,仍在不断面试当中。他又问,情况是否乐观,我答,还行,这几天面试多了一些,应该有不少机会。
从他平和的语气当中,我听出了他已有宽容之心,甚至,如若我说出“生存不下去了,北漂太难了,我想换个城市”这类表示妥协乃至向其投降的话,他都能平静的加以对待。
可是已经来不及了,到达这种地步,后方真的已无退路,他左右不了,我也左右不了。无论勇不勇敢,都只能往前。
这些天,我总是会莫名地想起爸爸曾说过的一句话:“我在上海二十多年,从未去过外滩,也没见过黄浦江。”
也许我根本就不了解他,他对上海不曾有过任何幻想,一切都是我站在自己的理想世界里对他的主观臆测。
但我始终的相信,我们之间是存在父子深情的,这种深情通过语言表达出来,只会让彼此相互埋怨。相互埋怨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焦虑——担心命运会重蹈覆辙。
“我这辈子很无能,你只要超越我,做个普通人就好。”
“我也想做个普通人,但是如今来看,做个普通人竟也如此的难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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