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日主角：他们为何逃离农村？

donglin

他们为何逃离农村？

每年春节，当在大城市工作、读书的jack、johnson、davis、alice、Amanda等等从四面八方回到阔别一年的故乡，还原成狗剩、墩子、狗大、翠花、十三妹时，他们大抵都会淡淡地感伤—故乡变了，回不去了。

于是，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开始流传各种“回乡见闻”，主题不外乎“农村凋零、人心不古、淳朴的故乡变成拜金主义泛滥”。

然而，这是个忧伤的错误。它的想象其实建立在一个不存在的事实上：曾经有过一个富足、美好的农村，人们相亲相爱，男耕女织饱食终日。其实乡村这个小共同体远远并非是田园牧歌，土地的产出极其有限，特别是人多地少交通不便的南方，一家老小就两三亩土地，纵使一年两季，亩产800斤，米价两块多，靠种地收入也近万元左右，算上政府补贴，再出去种子、化肥、农药成本，就所剩无几。何况工作机会很少，人们被束缚在方圆十几公里的活动范围内。

对于年轻人而言，更是前途渺茫，工作机会极少，只能靠跟父母种地，由于没有独立收入，年轻人只能顺从父母的主意，娶谁嫁谁都是父母说了算。18、19岁结婚生子，36岁的人就能当爷爷的事情，并不鲜见。

经济的窘迫，让很多年轻人早早就外出务工。这被很多人视为是乡村破败的根源。但其实，这是极大改善了农村家庭的状况和让年轻人有了出路。因为外出打工不但能让一个家庭有了现金收入，改善了家庭生活，更重要的是，年轻人能自己挣钱，有自己的独立收入，就能多少自主决定婚姻、人生。虽然机会渺茫，但多少给了人们改变命运的机会，学点手艺的年轻人纵使回乡，也能在镇上或县城开小店。

就我所知的几代农村青年都从心底厌恶乡村生活，早耕早睡，除了赌钱看电视外，没有任何娱乐生活，社会关系的狭小，连娶老婆都是问题。至于知识分子们欣赏的乡村和睦生活和民风淳朴，嗯，他们一定是没见识过为了水源山林打的群架、因为鸡毛蒜皮小事而老死不相往来。在高度狭小的人际空间里，人情世故是极其麻烦的，一个脸色一个眼神一个失礼，就成了糟心的事情。

其实还是因为穷。所谓的人情来往都需要钱。而农耕能带来的现金收入极其微薄，纵使国家有农产补贴，种粮还是没啥现金收入，指望种地能盖新房娶老婆是不可能的。要说有靠田地赚钱的农村，除了工业，那基本是搞旅游的古村古镇。

农村青年如果可以，他们都愿抛弃乡村，投身城市，只是，出身、资源、教育程度决定了这是个漫长的过程，或许，得几代人的努力。但以一些地方政府对城镇化的思路，还是指望把他们有计划地排除在城市外。特别是东部地区的发达城镇，在榨干他们的青春后，并不愿意看到棚户区。

也正因为务工输入地政府只想获得好处而不愿多付出，不愿扩建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，以学籍等严加管理，才导致留守儿童只能年年春节期盼父母归来。

其实不单年轻人，几乎所有人都在试图离开农村。我老家的村子，一千多号人，据说有三百多在县城谋生，或开三轮车或卖菜或打点零工小买卖。年轻人就是更往南宁、广东跑。能出去的都出去，没人愿意待在田地里，农活其实相当繁重，产出十分低下，就劳动时间产出来说，外出务工强太多了。

人都是有理性的，都想以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改变命运。企图把农民牢牢圈在土地里，把他们当记忆中的景象观赏，其实才是真正的残忍。

那些怀念乡村生活记忆的人永远都不会留在农村，正如那位鼓吹乡土情缘的博士生最后还是一门心思留在上海。所谓“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”就是如此。

与伤感于少小离家不能天天侍奉父母的知识分子青年想象不同。农村的家长都希望孩子早点出去早点赚钱早点混得有出息，整天待在家里混日子或务农反而被认为是没出息的败家子。在很多家庭，每年最开心的日子就是春节，除了节日，更重要的是外出务工一年的孩子回来了，带回一年的工钱，可以盘算着盖房置办彩礼，对于一个家庭来说，这就是希望，在贫瘠的土地上，再没有比希望，更让人感恩祖先保佑的了。

越来越多的家庭依靠外出务工谋生，就减少了对土地和宗法大家庭的依赖。以往那种族长或长辈治下的“和睦”，不过是压制个人意志的宗法权。在独立的个体上，反而能建立协商、契约的机制。当然，这需要时间。

一个人，只有不仰仗大共同体（国家”的施舍，不依赖小共同体（家族）的财资（土地等），能自由选择工作，才能真正获得自由生存的权利和能力。

人们总感伤离别。但其实相对于固安本土，迁徙反而才是人类的常态。作为客家人，我的祖先是在古代从河南而来，到了福建，再搬到广东，然后到了广西。祖先最后搬到老家这落地，其实不过两三百年而已。或躲避战乱，或为了一块土地，或囤边。为了生活，人们总是在路上。

在古代，人们寻找的是一块可耕种的土地，现在人们寻找的是一份更好的工作，本质是一样的。现代经济里，工业、服务业是有集群效应的。沿海地区的产业链已经高度完善，物流发达，企业在那更有竞争力，有更多的工作机会，如果说土地是到处都有，那么工业服务业只会更加集中，务工人员向沿海地区流动是改变不了的长期趋势。改变不了趋势，就只有改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思路，而不该是想着怎么把人们赶回农村。

树挪死人挪活，人们可没啥在一块地方穷死饿死的必要。改善命运的迁徙，永远是对的。

我们所能做的，就是：捍卫每个人离开家乡的权利，在能发挥自己最大才能的地方，创造出新的故乡。